2024年9月8日
Parker Ju报导
华盛顿 — 9月，中国大学新的学年开始，数百万新生入学。然而，中国的高考公平性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专家表示，高考制度存在地理歧视，对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考生给予更多优待。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流动，极大影响了考生的公平发展。
尽管中国知名大学多集中在富有地区，欠发达省份的学生很难进入这些精英学府。1980年，出生在辽宁省丹东的谢田考进北京大学。当年辽宁省的北大名额仅有几十个，而北京当地的学生分数较低却能轻松入学，这引发了谢田的不满。
他说：“北京的学生分数比我们低得多，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如果他们在其他省份，这样的分数绝不可能上北大。”
谢田指出，高考制度确实存在地域歧视。如果按分数全国统一录取，那么福建、广东、江浙等省份的考生比例会更大，而北京的很多学生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高考制度显然优待了一线城市的学生。这些地区享有的福利和教育资源是三四线城市难以企及的。不同地区教学质量和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已开发省份的好大学多为本地生留出大量名额，而其他省份的学生只能争夺有限的名额。
此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更多的高官子弟，他们可以以较低的分数进入北大、清华，甚至过去还能利用家庭优势保送。保送的红二代在学期成绩上明显落后于其他省份的学生。
高考名额分配的不公平还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为了控制人口自由流动，中国使用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以便于统治和管理。高考按区域分配录取名额是基于这一原因，这限制了人们自由迁徙的空间。
北京、上海集中了大量的教学资源，但并不完全开放全国范围内的自由竞争。这对大学来说，也难以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表示，高考名额分配制度和重点大学分布实际上是针对经济效益和政治的歧视。这些大学的招生名额倾向于本地生。城市孩子被认为更聪明，更有前途，这种观念尽管似乎是狡辩，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2001年，三名山东青岛考生起诉中国教育部，控诉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公平，但最高法院最终未受理此案。这使得许多省份开始采取高考单独命题，但这并未增加公平性，只是减轻了人们对分数线差异的明显感受。
相较于城市的富裕家庭，农民工的孩子教育资源有限。贫困地区学校硬件条件改善，但师资力量依然薄弱，好的老师更愿意留在城市。同时，家庭经济条件也制约了孩子的受教育机会。
解决高考公平问题的关键在于放开户籍制度，允许考生跨省参加高考。这虽然能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但需要时间和政策调整。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认为，解决教育不公平需要国家更多的资金投入，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和贫困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由中央政府掏钱，教育投入需要超越市场原则，以实现教育平等。
从科举到现代高考，中国教育制度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调整高考制度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平衡利益，改变当前的分配格局。这将有助于避免阶级固化，使贫困家庭有更多机会摆脱困境，提高教育公平性。
(内文照片来自GOOGLE)